刘明康：严苛的监管者

　　刘明康卸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对很多受困于紧缩的资金链的人来说，这是个福音，而视银行风险为生命线的人来说，这是个重大损失。

刘明康(品牌中国网配图)

　　刘明康的监管是严厉的。他对于银行风险控制的执著犹如强迫症患者，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以苛刻的资本充足率迫使银行一次又一次融资，直到上市银行的估值被带到地狱。不仅如此，银监会还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资本充足率、存贷比等标准，使后任的监管者可以遵照该体系而行。从这个角度说，刘明康是一位勇敢的探路者，是一位制度开拓者。

　　刘明康的严厉监管来自于对银行技术破产的痛苦记忆，2003年前后银行不得不通过改制、注资、上市，以纳税人与投资者的资金填补了银行的坏账黑洞。在上任之初讲的是监管，在任期内最后一次风险分析会上，强调的仍然是风险。

　　我们有理由为中国的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初期拥有一位严厉的监管者感到欣慰。苛刻的要求成果斐然，银行的表观风险承受能力大大提高，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从2003年底的-2.98%，到2004年转为正值，2010年底提升为12.16%;银行业金融机构税后利润从2002年的616亿元增加到 2010年的8991亿元;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和资本收益率由2003年底的0.1%和3.0%，上升到2010年的1.03%和17.5%。

　　很可惜，银行业的去风险化并未带来经济的去风险化、金融行业的去风险化。后金融危机时代，银行不断融资弥补风险的过程，恰恰高利贷盛行一时。从闽北到郑州等地担保链条的断裂，证明银行的风险控制不可能单兵突进，当金融脱媒、利率扭曲、实体经济虚拟化叠加在一起时，银行的低风险成为金融货币市场高风险的缩影。

　　笔者曾经听到过地方官员甚至银行人士对于监管政策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不顾事实的过苛监管斩断了地方经济的生路，使得银行业陷入变相高息揽储、变相提高贷款利率的窘境。银行抗风险能力强，对高利贷却视而不见，是一种典型的非市场化的鸵鸟政策。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只有一位央行行长，那就是刘明康，可以一言兴市，一言抑市。

　　这是监管者的失职吗?不全是。市场化的风险管理与非市场化的金融业态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断裂，这一断裂绝非某个监管者个人之力可以矫正，但监管者起码可以警示这一风险。刘明康显然不认为将草根金融纳入监管是自己的任务。确实，不仅仅是刘明康的任务，当刘明康本人完美地构筑起体制内银行的风险长城时，已经将草根金融监管与市场化的任务交给了下一任。